北京白癜风病医院哪个好 https://jbk.39.net/yiyuanzaixian/bjzkbdfyy/mbbdf_zx/emwsafw/大家好，我是陈拙。
我最近看见一个说法，让一对夫妻离婚的最快方法，就是让他们在同一个公司当同事。
因为在同一家公司，原本一个人的工作很容易变成夫妻俩人的共同工作。
有奖励时，俩人是竞争关系，而一旦其中一个出错，风险不但不能分摊，还会在每个人身上加倍。
不久前，我认识了一对医生夫妻，妻子在血液科，丈夫在ICU，医院，还接管了同一个患者——
那是个白血病晚期的女孩，连化疗都对她毫无作用。
为了救下这个女孩，妻子决定试一试国际上最先进的治疗技术。
在此之前，这个偏僻小城市所有血液科医生，没人做过这种尝试。
她甚至还拉丈夫一起，把ICU的治疗手法，用在这个一脚踏进鬼门关的女孩身上。
夫妻间共同承担的风险，在那一瞬间，被拉到最大。
我和丈夫研究生毕业后，医院。
和别的夫妻不太一样，别人算的是结婚几周年，而我计量在一起的时间单位是，和他救过几位病人了？
我在血液科，他在ICU，医生之间，不同科室隔行如隔山。
他的病人血液系统出现问题，我会帮助他判断。
我的病人呼吸循环一旦受阻，他会指导我操作。
小芦是唯一那个，他不放心让我去救的病人。
小芦来的时候是年的年关，年底病人多，护理站打来电话，说来了一个病人，让我去处理。
还没进门，我就看见一位大学生模样的女孩静静地坐在病床上，旁边坐着一位中年女人，床上清清爽爽，明显住院经验丰富。
见我走过去，中年女人立马站起来，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一摞厚厚的病历递给我。
我接过病历快速扫了一眼——小芦，医院就诊，诊断为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，化疗过，但复发了。
短短几行字，差不多给这个女孩判了死刑。
小芦还没说话，她妈妈直接说，复发以后，医院的医生让她们回当地治。而小芦只是看着我轻轻点头，眼睛里没有一丝波澜，全程保持沉默。
眼前小芦妈妈紧接着还要说什么，我害怕她说得太多，给小芦心理压力，赶紧把她领出病房，请到医办室。
复发，没钱，回当地治，病人知道全部病情，态度不明朗。
我生怕这又是一场死局。
两年前，小芦在我们这个高考大省，以百分之五的概率顺利考上了。
命运重新洗牌，上大学后，小芦得了白血病。
正常人的骨髓，里面都是健康的造血干细胞，它们就像是庄稼种子，撒在地里，有的长成红细胞，有的长成白细胞，有的长成血小板。
白血病就是有一些种子发生突变，长出来的不是庄稼，成了杂草。它长得比庄稼快，抢占土地，白血病细胞多了，好的细胞就没处长了。
小芦得的是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。她骨髓里到处疯长的就是这种杂草。
这种白血病只有通过造血干细胞移植，才有希望造出新血，获得治愈。
但小芦已经错过了最佳的移植时机。她在前几次化疗后没有尽快移植，现在白血病复发，骨髓里杂草丛生，成了废弃的荒地，造血功能停摆。
我和小芦妈妈说，现在还有一条路，再化疗几次，把骨髓里的白血病细胞数量打下来一点，咱们可以考虑强行移植。
没想到她妈妈一听到移植就表示拒绝，她急切地解释道：“俺妮儿从一得病，就自己在网上查了好多资料，病情我们一直都没瞒着她，好多主意都是和她商量之后拿的。”
小芦的路，是自己选的，她太懂事了，宁可选择死。
知道自己的病情以后，她最大的主意就是坚决不做移植。
她上边有姐姐，下边有弟弟，家里经济条件很一般。但小芦一确诊，爸爸就开始筹钱，她姐姐、弟弟也积极准备去做配型，打算给自己的姐妹移植。
她可能嫌移植花费高，从一开始就拒绝移植，也拦着姐姐、弟弟去做配型。
“配型的话她姐和她弟也没多大痛苦，就是抽点血，采干也没有什么风险，就是打点刺激因子”，我不解，这么好的配型条件，怎么连配型都不做一下呢？
小芦妈妈也没办法，说孩子就是不想让姐姐、弟弟冒一丁点风险，自己病了，可还要给他们留一条后路。
移植三十万起，化疗才一万起，虽然知道可能复发，小芦还是只做化疗。
就只是化疗，前前后后也花了10多万，家底快被掏空。
得病之后，小芦一直都积极配合化疗，“恶心、吐、吃不下饭、掉头发、发烧、各种难受，但从来不言语”，妈妈看着女儿渐渐在自己面前凋零。
还是化疗吧，小芦妈妈说着就要哭出来，我安慰她，别急，还有办法。
我和她妈妈一起回到病房，确认了小芦的意见，小芦说她上网查过了，还是想化疗一次试试，小芦语气平常，听不出任何情绪。
我立刻给小芦安排了检查，结果不容乐观：骨髓中的白血病细胞占到了近80%。
我给小芦换了一种化疗方案，化验结果显示一有好的迹象，我就去病床前鼓励她：“细胞降了，注意别感染，坚持几天细胞长上去了就能回家了。”
入院以后，我很少看到小芦有情绪波动。我也有过青年男性患者，该崩溃还是照样崩溃。也许是小芦已经掩埋了自己的无助和绝望。
进行了一个周期，28天左右的化疗后，小芦骨髓中的白血病细胞基本未降。
我有点担心小芦承受不了这个坏消息，只是告诉她比咱们期望的还差点儿。
这些话老病号一听就知道有所保留。小芦没说什么，但走出病房的时候，小芦妈妈跟了上来。
我跟她撂了实话，这个疗程的化疗没有效果，必须要考虑其他治疗方法。
虽然小芦目前身体状况还可以，也没有明显的感染部位，但骨髓中白血病细胞持续居高不降，仍然会导致身体恶化。
最坏的结果是，二十岁的小芦可能会在三个月后死亡。
我得去找我丈夫一趟了。
小芦让我想起第一位和丈夫联手救治的病人。
这个病人也是临过年没几天来的，急性白血病，白细胞长得特别快，瘀滞在血管，堵住了肺。
病人喘上不来气，我给丈夫打电话，描述了病人的情况，问他：“你们收不收这个病人？”
丈夫当时给我的回答是收。
到了ICU，丈夫给他上呼吸机做插管，血直往外喷，没过两天，这个病人就去世了。我和丈夫很默契地没有再讨论这个病人，只是再有类似病人，我们会针对病情讨论更多。
我们都不希望相同的悲剧发生第二次。
晚上下班回家，我找出电脑里存着的最新诊疗指南又看了一遍，然后钻进厨房，和正在忙碌的丈夫说起了小芦的病历：
“青年女性，B急淋，化疗缓解后复发，给两疗程化疗都没缓解，也不打算做移植，你说我咋办呢？”
吃饭时间是我俩为数不多能凑一起的机会，往往用于讨论病情。
我们家孩子听到这些也感兴趣，关心起这病人到底要咋治，他小小年纪，桌上摆的绘本是《人体解剖图谱》、《微生物》、《寄生虫》。
而丈夫又是对我一通盘问：“这家人怎么样啊？治疗态度积极不？”
“经济情况怎么样？别治着治着，没钱跑了。”
“现在国外挺火的那个什么CART，她能做吗？”
我当初和小芦妈妈提出的备选方案里也有CART治疗，但她还是一口回绝，寄希望于化疗。但其实化疗多次后，小芦骨髓里疯长的杂草已经具备了很强的耐药性，不再惧怕我们撒播的化疗药物。
年4月，一个美国女孩在经历了白血病两次复发后，就用CART治好了。
CART疗法，就是在女孩身体里培养一批“杀手细胞”，摸进她的骨髓，铲除这些杂草——先把病人体内有杀伤功能的T淋巴细胞采集、分离出来，在实验室，人为地给这些杀手细胞进行特训，专门杀伤坏细胞。
在体外，这些“杀手”细胞生长、扩增，到一定数目，再回输给病人。
受过培训的“杀手“细胞再次回到体内后，一边继续扩增，一边到处寻找坏细胞，找到后就一把抱住，消灭它们。
目前的CART疗法，可以用于治疗小芦患的这种B细胞型白血病。
之前省城的医生跟小芦提起过这个技术，费用要二三十万，当时她根本不敢考虑。况且，CART医院开展实验，医院做过十几例。医院更是一例都没有。
但丈夫的建议提醒了我，小芦只有成为我们的第一例CART治疗患者，她才有活下来的机会。
吃完晚饭，我还是熬了个夜，查阅了大量有关文献，做了详细的记录。
第二天早交班会上，我向全科医生汇报了小芦的病历。
我说这家人之前嫌贵，可现在也没什么其他办法了。主任一听，提出可以跟生物公司申请减免，我们的第一例，怎么也得照顾照顾。
讨论结束，我填好了疑难病例讨论记录，如果日后有纠纷，这算是一种保护措施。
小芦的化疗已经结束，她和妈妈就在病房里不声不响，也很少主动来找我，静静等待我们去查房，接受属于自己的下一步方案。
一个早晨，小芦等来了我的告知。
我刻意用了递进的方式去强调：“我们地区、医院、我们科室之前并没有做过CART，如果你们同意做，将会是我们科、医院、我们地区的第一例，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。”
但我向她们保证，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、协调一切可及的医疗资源，尽可能达到最好的效果。
第二天我去查房的时候，只问了一个问题：“考虑好了吗？”
小芦和她妈妈和家人商量之后，决定抓住这最后一根稻草。
回家后，我把小芦同意做CART的事情告诉了我老公。
我的语气开始上扬，说这两天就要准备制定CART治疗日程表了。
在我最兴奋的时候，他猝不及防给我浇了一盆凉水：“你打算给她做CART了？行不行啊你们？”
我和丈夫的性格天差地别。我做事总觉得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，他就会衡量之后再做判断。
血液科的病人需要医生不断给他们希望，即使治疗方案没那么有效，也还有纠正的机会，可ICU的医生永远奋战在生死第一线，下一个错误决策可能就会满盘皆输。
这么多年的默契，他泼我冷水已经在我意料之中了，他总是希望我做事之前再多考虑一下。
那几天在家，无论是等饭还是吃饭，我耳朵没有清净过。他一遍又一遍念叨我，别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可别最后费力不讨好。
他提的时候压根儿没想到小芦会同意，也没想到我们能把事攒起来。
我把指南打开，蹲电脑边上一条一条跟他分析可行性。
我言辞恳切，病人家里明确表示，哪也不去就在咱这治了，也不能眼睁睁看她死啊！
我让他放心，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我们全科上下都很重视小芦，我跟我导师，还有别的做过CART的专家也都联系过了，有问题可以随时给他们打电话。
虽然他总是泼我凉水，但家里往往是我主事儿，他没再多说，让我考虑周全，要跟病人家属交代好。
距离过年已不到一个月，大街小巷都张灯结彩，逐渐有了新年气息，CART治疗也按部就班地进行着。
我给小芦安排了各项相关检查，小芦的身体状况很好，几天后，按照计划好的日程表给她安排采细胞。
早晨交完班，我和护士陪她一起去单采血细胞。
小芦的血液顺着管子缓缓流到机器里，我们需要的杀手细胞被分离出来，收集到一个盛放血制品的专用袋子里。
过程持续了三个小时，我边留意她的反应，边跟她说话解闷。小芦妈妈也加入了聊天，我才知道，小芦的专业是动漫设计。
小芦从小就不爱给人添麻烦，上了大学，力所能及的时候还要帮同学熬夜画图，小芦妈妈耿耿于怀：“孩子得白血病是不是跟老熬夜也有关系？”
工作人员把小芦的细胞带回实验室，制备杀手细胞，我们也继续按计划做其他相应治疗。
实验室不断传来好消息：小芦的细胞数量足、质量好，制备的杀手细胞也非常好，完全足够回输。
这说明即使面对小芦骨髓里占据百分之八十的顽固杂草，我们依然有数量优势，这场堆人大战正式吹响了号角。
预处理期间，小芦明显比之前要开朗了，化疗药物依然让她不好受，小芦不再是一声不吭地忍受，在查房的时候主动问我，今年能不能回家过年，她想家了。
这个被病痛折磨许久，从省城回到家门口，已经对治愈不抱什么希望的女孩，第一次期待回家过年。
但我只能安慰她，“别想那么多，能回家的时候自然就让回家了。”
因为我知道，CART治疗会引起一种致命的并发症——细胞因子风暴。
这种风暴，起源于“杀手”细胞释放的炎症因子。
“杀手”细胞是具有杀伤力的免疫细胞，在消灭异物的同时，会释放一些炎症因子。
我们无法阻止炎性因子的释放，所以处理细胞因子风暴目前没有特别好的方法，只有用可以和炎症因子结合的特效药，或者可以消除杀手细胞的激素，压制各种症状。
说白了，就是该来的躲不过，我们只能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千方百计地帮他们挺过这一关。
治疗前，我和同事制定了各种应对方案，储备了足量的特效药——托珠单抗。
因为托珠单抗不是常用药，我算好用量，写了申请，请药剂科从厂家定来毫克的托珠单抗，放在护理站的冰箱。
三年前，那个美国女孩在治疗过程中，同样经历了严重的细胞因子风暴。她在重症监护室里靠呼吸机熬过了两周。
CART细胞回输之后，我每天都提前半小时去上班，第一个查看小芦的情况。
交接班的时候，我也托同事多留意她的病情，小芦成为我们所有人都默认的固定
